但是，如前所说，自然界并不是实体，而是天道流行、生生不息的过程，是以其功能、作用显示其主体性的。
如果换一个思路来看，哲学的普遍性，事实上是一个创造的过程。精神突破创造了普遍性的文明，在此文明基础上才有真正的普遍性哲学。
但是，把经典理解为文本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多见，只有部分清代学者把解经活动理解为解释文本的学术活动。故新是指古、今，六经是古，博士所处是今，六经之义，存在经师，但经师如果只通六经，便是知古而不知今，则古也无所用。生活是文化的，纯粹思想却是反文化的，哲学、逻辑和数学都是反文化的。该文发表之后，即有吴飞先生、王齐先生的回应论文。但是，无论是存在，还是道，自身的反思性都不足。
文明立场意味着哲学是在文明中展开，哲学探寻本源问题，本源问题的实质是普遍性的，但其存在形式是经典，其表达是民族性的语言。对哲学家而言，哲学的研究对象永远是普遍、恒在的，而非民族、个体的。社会伦理与内在德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，后者并不完全是俗世的或实用的，也不都是服从的，它既有超越层面的问题，又有独立人格的设计。
这就是人之良贵，人的价值所在。天人合一就是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，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。这诚然是理想主义的，但任何理论形态的文化，都有理想主义的前设或假设。观察视角的转换，实际上与主体选择有关。
此文收录为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附录，文末注明：为1996年7月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两岸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。中国哲学、文化善于讲心性论，但是如果离开了情感，所谓心，所谓性，就完全变成抽象化、形式化的概念了，就会丧失中国哲学、文化所固有的丰富性。
有人说，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是很好吗？这可能有它的历史作用，对现代杜会也有某种启示，但它基本上是建立在礼文化的基础之上的，并且受到专制制度的严重限制，容易产生腐败和虚伪，这也是不容否认的。按照这种看法，如果再加上不可通约性理论，中国将永远不能进入现代社会。杜维明先生讲体知，强调认识与身体力行的实践不可分，这很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，但是不能仅从知上去理解，更应当重视情感体验的问题。这一看法后来被中国学者所接受，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社会结构的不健全反过来能够压制人的内在潜力的发挥，甚至扭曲人性。它也是理性主义的，但不是客观理性，而是主观理性，不是工具理性，而是目的理性。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只能生活在传统之中，只能立足于传统而又创造新的传统。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。
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，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型的中国文化与变型的中国文化。作为认识主体，人将自然界作为认识和主宰的对象（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原意，也是目前有些人谈论主体性的依据），而与之对立。
他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，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，自有其独立地位，他的内在潜力的实现，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。内圣是个人信念的问题，外王则是社会政治建构的问题。
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？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？ 理性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语、代名词，也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。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虽是主观的，却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，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。可惜的倒是，它并没有把内圣与外王彻底分离，重新解决外王的问题，而是以强化内圣的方式解决外王的问题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西方文化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，具有排他性（特别是宗教文化），但基本形态则是开放的，一方面具有扩张性，另方面又善于吸纳其他文化。无论是主张理性的，还是批判理性的（如存在主义、后现代主义），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却是一致的，即抽象的、分析的、普遍的等等理性能力，就其根源而言，与人的知性或智性分不开，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有密切联系，数学与逻辑被认为是纯理性的。孟子所谓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[7]，陆九渊所说心性情才只是一事[8]，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之心[9]，等等，都是反对对理性、感性作二元论的区分。
只有开放，才能发展，无论就社会而言，还是就文化而言，都是如此。终极价值的关怀，是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最大成果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，决不能完全消解，但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，必须实行改革。
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，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。无论是法治、民主建设，还是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，社会利益集团的保障等等，都需要这种客观理性精神及其建构。
但是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情、隐私和爱情等方面，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论保证，而是强调情感的理性化、宗教化方面。[1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77页。
但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，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，但又有个体人格，有个人的价值追求，这就是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的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[15]，自作主宰，顶天立地作人[16]，以及狂者胸次[17]等思想，就是这时提出的。虽然没有树立客观理性，因而没有走上民主、法治之路。这样一来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某种理想社会，而不是实现理想人生。
不可否认的是，现代和后现代西方文化所发现的人，多是病态的人、分裂的人、脆弱的人、走向死亡的人，一句话，是非理性的人。这种乐观主义的德性文化，由于缺乏外在性的支持，在社会转型期失去必要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想见的。
至于某些哲学家从希腊语言中寻找人的存在的根据和真理的根源，更是众所周知的。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，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，但是，现代人是否也需要在德性方面完善自己呢？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看，这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。
就拿人文精神来说，已经被认为是老生常谈了，它意味着陈旧、过时、落后、腐朽等等。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，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。
这样的东西不是别的，正是人的问题、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。意志和意向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，被看成是人的内在心灵不可缺少的动力因素，以致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，从意欲立论。现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，同时又向一体化发展（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，使这种发展速度空前地加快了），这说明人类文化有趋同的一面（文化冲突是自然现象，只有在冲突中才有所谓吸收与融合）。要之，情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往下说，是感性的情绪情感，往上说，是理性的德性情感或情理、情性。
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【提要】该文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透视，着重阐明其人文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。
它不再是封闭的体系，而是开放体系，它所面对的不再是道家或佛家，而是整个世界，其核心主题仍然是人的问题。这种德性至上主义，严重限制了智性的发展（但这同智力不是一回事），也限制了感性的冲动与激情，既没有走上科学技术发展之路，也没有完成个性解放的任务，在社会转型期，出现了向人欲方面的滑行而与道德脱节。
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人还有其个体性的一面，更有内在性的东西，即内在的需要、目的、动力和资源。 |
首页>>育儿 
